今天我们在德昂族、布朗族、哈尼族中还可以看到崇拜茶树、保护茶树的习惯。种植茶树已成为德昂族、布朗族、哈尼族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村寨附近、住宅周围几乎都有茶树种植。他们非常珍惜茶树、爱护茶树。不允许糟蹋茶树，更不允许随意砍折、毁坏茶树。茶树几乎成了他们的生命。笔者在勐海茶厂工作时，在傣族、哈尼族、布朗族的村寨里时常听到大家说，“茶树是我们的绿色银行。”“茶树给我们带来油盐钱”。“养鸡生蛋，种茶得钱”。这就是清代“衣食仰给茶山”的现代版。珍惜茶树、保护茶树、敬重茶树与茶树给人们带来的实际利益是紧密相连的。

对茶树的崇拜祭祀看来十分神圣，但是在庄严肃穆的神秘氛围后面，我们不难发现世俗的物质利益。没有对世俗物质利益的追求，就没有世人对神灵虔诚的祷告与膜拜。当普洱茶没有带来“资利”，没有带来“大钱粮”的时候，对茶树的崇拜就不可能兴盛起来。

对茶叶利益的追求，导致对茶树的崇拜。对茶树普遍的崇拜，又发展为对茶王树的崇拜，从而将茶崇拜推向新的高度和境界。在德昂族、布朗族中流传着茶树是上天赐予、祖先留下的“永恒财富”的神话。他们把茶树的祭祀和崇拜与对祖先的祭祀和崇拜连在一起。在六大茶山则逐渐地从虚幻的神灵与单个的祖先演变为一个具体的人物，这就是诸葛武侯。

诸葛亮渡泸（金沙江）南征，在云南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诸葛亮南征仅只到过云南的一小部分地区。尽管诸葛亮在云南征讨的时间前后不过三四个月，但是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云南，以至东南亚诸国，都有诸葛亮的传说，都有诸葛亮到过的遗迹。诸葛营、诸葛城（寨）、孔明山、（诸葛亮）饮马/洗马河等等，在云南随处可见。云南的少数民族几乎都有诸葛亮教他们生产、生活的故事。

诸葛亮在云南已经成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文明、生产发展的象征。在云南少数民族眼里，诸葛亮是华夏的代表、国家的使者，是给他们带来福音的圣人。诸葛亮在云南已经成为许多美好事物的“创始者”。把茶树的来源归之于诸葛武侯的传播，不仅是给当地茶树的来源找到国家认同的依据，而且提高了远在边陲的茶叶在中原的地位，对于渴求“大钱粮”的当地茶人和外来茶客，诸葛武侯无疑是一个鲜亮光耀的牌子，是大家乐于攀附的对象。

当我们看到，普洱茶产地的人们攀附诸葛武侯，把当地的茶树来源说成是“本武侯遗种”，不禁会想到，神农尝百草发现茶叶的故事。《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其中有“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唐代学者陆羽所著《茶经》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认为神农氏发现了茶，也发明了饮茶。其实茶和饮茶都不会是神农一个人发现、发明的，而且神农不过是神话中的人物。事实上，茶作为饮料的时间应该在秦汉之间。顾炎武《日知录》说，“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王褒的《僮约》说到“烹茶尽具，酺盖已藏”，“武阳买茶，杨氏担荷”。见于记录，饮茶、茶叶交易不应早于西汉。所以神农发现茶、发明饮茶，都是附会之说。当我们明白“茗饮之事”并非神农的发现和发明，不仅不会责怪古人攀附神农的做法，相反我们会对古人把发现茶叶和饮茶归功于神农的缘由、初衷、理想视为正当合理的逻辑给以充分的理解。对于六大茶山的茶农、茶客创作“武侯遗种”传说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同样也应得到相应的体察与理会。

今天，为了推动普洱茶的发展，开拓普洱茶的市场，促进普洱茶的经济产业与文化产业不断繁荣昌盛，运用“武侯遗种”的传说，祭祀茶王树的传统，提出“孔明兴茶”，应该说也是理所当然，无可厚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