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

这是“大跃进”的第三年，中共云南省委委托临沧专署和省商业厅共同主持在风庆县召开茶叶现场会，落实“双四十万”任务，要求在这一年内发展新茶园40万亩，生产茶叶40万亩。会后派工作组分赴各主产茶区检查落实情况。七八月间，省财贸办公室多次召开全省茶叶电话会，要求各级政府督促所属茶叶生产收购部门，鼓足干劲．千方百计完成任务。于是各茶区全民上山，大采茶叶，普遍出现“一把捋一抹光头”的采摘法，甚至砍树摘茶，扫落地茶以充任务。年终总结，全年发展新茶园不过10万亩，产量比上年下降两万担，茶园进一步受损。

1961年

全国茶叶产量和收购均比上年陡降60％左右，云南省也基本如此。11月23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在全国蚕茶会议上总结茶叶减产原因时说：“各省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主要是：1、所有制集中到大队，收益分配不能多劳多得，挫伤生产积极性。茶叶大队管不了，小队不愿管，社员不敢管；2、粮食减少，茶区缺粮，茶叶被粮食生产挤掉； 3、收购指标超出实际可能，茶树成了三柱香(光丫枝)，生产下降严重。云南全省茶园由上年的62．82万亩锐减为46．7万亩，一年之间减少16万亩。

1962年

贯彻执行1961年全国蚕茶会议所定的方针和政策：“固现有，制止破坏，积极恢复，提高单产和质量，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发展，力争在三年内使数量和质量恢复到1957年水平。”同时调整政策：1、茶园所有制基本上为生产队所有，除上交大队部分外，余归生产队分配；成片茶园大队所有；分散茶园归生产队所有；房前屋后自留地茶园归社员所有。大队茶园长期归生产队经营和收益分配，新茶园谁种谁有，荒山野茶谁采谁得；2、粮茶关系仍按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在粮食不足的地方，以茶养稂；粮食能自给的，茶粮并举；茶区吃粮水平不能低于邻近产粮区的水平；3、茶叶税收，产茶征茶。不收代金和粮食，征购粮食要减除茶园面积计征；4、实行收购茶叶奖售粮食，每交售茶叶一担，奖售粮食50斤。开始实行收购茶叶奖售政策，奖售物资有粮食和棉布。

1963年

收购毛茶实行价外补贴20％。

1964年

1月，“省茶司”在宜良召开全省茶叶会议，参加会议有29个产茶县的外贸、供销合作及民贸系统和茶厂的人员。这次会议目的是加强收购，加快恢复茶叶生产。“并着重布置贯彻以施肥为中心的加强茶园管理，提高单产；继续执行奖售政策；严禁茶叶自由上市以利增产增收。

遵照国家外贸、农业、商业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四部联合指示，在勐海茶厂进行分级红茶的科学试验．省外贸局派冯治民为组长，组织有关部门参加，经过半年的试验，获得初步成果。8月，“总公司”在勐海召开全国分级红茶现场会，交流经验，推动了云南红碎茶生产的发展。

1965年

响应中共中央大办样板田的号召，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亲自抓保山县老营万亩茶样板的建设工作，促进了全省茶叶生产的发展。全省茶园面积当年猛增18万亩，产量和收购量也走上了稳步增长的轨道。为此，12月21日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中共西南局农村工作办公室和云南省科委联合工作组以《创业山万亩新式茶园样板——中共保山地委运用样板推动经济林木》为题发表长篇通讯，《云南日报》编辑部按语略称：为保山地区树立了样板，同时也为其它地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1966年

5月，恢复省茶叶专业公司建置，从原来中国茶叶土产进出口公司云南分公司划出，成立中国茶叶土产进出口公司云南茶叶分公司。

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7年

“省茶司”进驻军事代表，督促执行“抓革命促生产”。

9月下旬，“总公司”在郑州召开“利用修剪茶树枝叶”座谈会，要求利用修剪茶树枝叶作为边茶原料。由于当时贯彻执行质量验收制度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关、卡，压，加以批判。因此收购不讲质量，收进了无用的粗老茶、野生茶、甚至假茶近万担，积压在库多年，最后作财产损失，报销敷数十万元。

藏销紧茶原为带把的心脏形，使其包装有空隙，以利通风透气，在驮马长途运输中有保质作用。鉴于运输改用汽车火车后，运输周期缩短，保质条件改善，同时为了便于使用机械制茶减轻劳动强度，经征得销区同意和“总公司”批准，将带把心脏形紧茶改成长方的砖块形紧茶，其配料和加工工艺不变。从此紧茶形状演变为现在的砖块形。

1968年

“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斗争继续深入扩大，职工思想混乱，认为“抓革命保险，抓业务危险”。因此，这一年茶叶加工、销售和出口数量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锐减。1965年全省茶叶加工12．7万担，省内销售5．5万担，出口5．2万担，本年则分别降为7．2万担，3．5万担，3．17万担。

1969年

11月，执行省革命委员会指示，“省茶司”下放职工29人到思茅的省第四“五七”干校，脱产摘、斗、批、改，留下坚持业务工作的仅有1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