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初中期是普洱茶的兴盛时期，普洱茶由民间进贡之物，变为朝廷钦点必贡之物，这是普洱茶品质向高层次发展的一次重大飞跃。由于普洱茶已是朝廷钦点必贡之物，因此，清政府对茶山的管理，贡茶的采摘、制作、花色品种、数量都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措施。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廷派驻云南总督鄂尔泰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在普洱府设普洱府治，在六大茶山之首的攸乐，设攸乐同知，驻军500防守茶山。在易武、倚邦、车里设置钱粮茶务军功司。乾隆元年冬(公元1736年)撤销攸乐同知改设思茅同知，在六大茶山设置管茶子局，负责茶叶采摘、加工、税收等。我在实地考察拍摄“中国普洱茶”画册时，在象明乡乡政府副乡长段学良先生的陪伴下，在勐芝大寨的古茶山原始密林中找到了乾隆十一年冬(公元1746年)立的茶山案碑，碑石上铭刻着对茶山严格管理的文字。初春二月方能人茶山，人山者须持官府颁发的人山令牌方能人山采摘，违者治罪等规定。

“普洱茶”作为清朝廷亲自钦点的贡茶，大大促进了民间从采摘到制作加工工艺和技术的发展，花色品种从单一走向纷繁。贡茶的制作极其讲究，清儒仕阮福《普洱茶记》记载：“农历二月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尔后方许民间采贩。”每年备贡的花色品种即5斤重团茶，3斤重团茶，1斤重团茶，4两重团茶，1两5钱重团茶，又瓶装芽茶，茶蕊，匣盛茶膏，共八色，史称“八色”贡茶。数量66666斤，取意为六六大顺之意。

据清儒仕阮福查阅清廷《贡茶案册》得知，每年进贡之茶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银 1000两，由思茅厅领取转发采办……。为了对贡茶和茶叶的运输，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清政府出资和动员民众捐款，从昆明经思茅至六大茶山的崇山峻岭中修筑了一条宽2米由石板镶成的茶马大道。长约数百公里。虽经千百年，部份茶马古道已坍塌，尚存部分仍然蜿蜒壮观。同时在普洱、磨黑、景谷、文井等地设置关卡，管理茶叶的运输。运送贡茶和茶叶的马帮，须持官府颁发的通关令牌，经关卡验证后方能放行。不持官府令牌人山采制和运输茶叶的均等治罪。

史书碑文上多次讲到“令牌”，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与关注，“令牌”到底存不存在?这一谜团始终在我脑海中萦绕。1995年初春，我实地考察拍摄“中国普洱茶”画册时，处处留心专注，正如俗话讲的那样，天遂人愿，心想事成。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史书上多次记载的官府颁发的运送茶叶和贡茶的过关铜制令牌。偶然得之激动不已。这个虎头龙身的铜制令牌，它给人的印象那么强烈。“龙”和“虎”是古代社会历代封建王朝最高权力的象征，也是历代王朝崇拜之物。这枚铜制令牌，全长20cm，令牌柄首是瞪着一双大眼的虎头，令牌中部一条蛟龙游弋在波涛汹涌的东海之中，中上部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回旋彩云图案，令牌顶部是锋利的箭簇式造型。图案简洁、明快深沉，构思严谨，集艺术和权力于一身，这铜制令牌的年代据推测是清雍政年代的实物，虽然年代久远，当你手持这一令牌深感权力的份量，一瞬间有如身临其境，耳闻目睹之感。倍感震撼，进发激情，引发联想，仿佛置身于那铓锣声声，马铃叮铛，官旗猎猎的运送贡茶的壮观隆重场景……

如今，古六大茶山的繁华和官府运送贡茶的威风早已烟消云散，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的只是梦幻般的回忆。千百年来，长盛不衰的“普洱茶”，在新的世纪，在科学与技术结合发展的今天，那褐红黑亮、清香如荷的普洱茶愈发展示出她灿烂的光辉。

令牌——古代解送普洱茶贡茶的历史物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