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著书十载颂红状"，十年心血写成关于明末名妓柳如是的《柳如是别传》，以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学识，采取的"以诗证史"的方法；著名学者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在同类著作中别开生面，主要也是方法的问题，他"不依据精英与经典"，而更重视那些家训、族规、劝善书、童蒙课本、宝卷、等属于"小传统"的那些"无意识"的史料"，从而很成功地向世人贡献了一部中国的"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这无疑对 我们撰写普洱茶历史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1、云南在历史上不但地域上处于边疆，文化上也是处在边缘地带；所以"书写的历史"并不丰富；譬如，陆羽就未到过云南，《茶经》说到茶的起源时就不可能说到云南是茶树原产地；再者，历史上的大诗人如白居易、苏东坡一流的就没法为普洱茶写出象"从来佳茗似佳人"那样的名句。

        2、既然属于"大传统"的"书写的历史"不发达，我们为何不注意属于"小传统"的"口传的历史"？普洱茶产区那么多的民族关于茶叶的歌谣、传说、礼俗等等，为何不可以弥补"书写的历史"的不足？譬如，哈尼足的"茶信"礼俗，笔者发现之前，从来未见过相关研究；西双版纳的茶叶运到贵州，笔者就在思茅墨江龙坝的哈尼族劳人的茶歌里听到。

        3、一部完整的普洱茶史不只是普洱茶的生产贸易的历史，更是普洱茶文化史和民族文化交流史，因此， 如果要让《普洱茶史》真正写好，民族学家和文化学家甚至民族艺术的专家都须有所作为。